2010年,三位意大利研究人员凭借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获得了搞笑诺贝尔管理学奖:在他们的计算机模型里,企业如果随机提拔员工,反而可能运作得更好。九年后,对真实企业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问题,让这个原本像玩笑的结论,不再显得那么荒唐。

意大利研究者亚历山德罗·普卢基诺(Alessandro Pluchino)、安德烈亚·拉皮萨尔达(Andrea Rapisarda)和切萨雷·加罗法洛(Cesare Garofalo)研究的是彼得原理:员工因擅长原来的工作而得到晋升,可新岗位需要的是另一套能力。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一个人在下一层级的表现与上一层级毫不相关,那么随机晋升就可能优于提拔业绩最好的人。这是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假设,却不是已在现实职场得到证实的规律。[14]

2019年,经济学家艾伦·本森(Alan Benson)、丹妮尔·李(Danielle Li)和凯莉·舒(Kelly Shue)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美国131家公司的近3.9万名销售人员。七年间,其中1,553人升任管理岗位。企业主要提拔卖得最多的人:业绩看得见,奖励也说得过去。

但数据里出现了相反的关系:一个人升职前卖得越好,升职后其下属的销售业绩反而往往越差。在能够评估团队表现的经理中,晋升前销售额高一倍的经理,其下属人均销售额平均约低6.1%。这是统计关联,不能据此断言优秀销售员必然成为糟糕的经理。[1]

这些公司很会找优秀销售员。问题是,它们需要的是优秀的管理者。

问题并不在于企业没有认真选人。它们确实认真给候选人排了名,只是所用的指标未必能回答真正的问题。如果几个人经过筛选后都合格,分数差距又小到无法预测日后表现,再排一次名还有什么意义?

一家德国科研基金会试了个不太寻常的办法:把专家评审和抽签放在一起。这里说的抽签可不是比喻,他们真搬来了一个摇奖筒。

摇奖筒里的85份申请

2017年秋,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Stiftung)遴选支持非传统研究构想的项目。桌上摆着594份申请。初筛后剩下119份,专家委员会再认定其中85份符合资助条件,并先选出17个自己希望资助的项目。

接下来,流程突然不再像普通评审。全部85份合格申请的编号,包括专家已经选中的17份,都被放进了真正的摇奖筒。随后又从中抽出17个编号,其中5个与专家的选择重合。因此最终获得资助的,是29个不同的项目。[9]

大众汽车基金会:怎么选,结果如何
594收到的申请

85通过两轮审核

17专家委员会选中
17摇奖筒抽中
两份名单有5个项目重合

29实际获得资助的不同项目
那么,哪一种方式的结果更好?
按发表研究成果的比例看:打平。专家选中的受资助者和抽签选中的受资助者,发表过研究成果的比例相同。
专家选中60%发表过研究成果
抽签选中60%发表过研究成果
引入混合遴选方式后约17% → 约25%女性在获资助者中的比例有所上升
结论:抽签可以作为专家评审的补充。按有无发表研究成果衡量,两种方式没有显示出明显优劣;获资助者的构成也变得更加多样。
这些数字来自整个 Experiment! 项目,而非仅限2017年那次抽签。大众汽车基金会2024年评估。

五个重合名额并不意味着专家选错了。基金会是在专家选择之外,试行另一种分配研究经费的方法。[9]

不过,最特别的细节发生在抽签之后:基金会没有告诉获资助者,他们究竟是被专家选中,还是由抽签决定。基金会不想把研究人员分成“凭实力拿到经费”和“纯靠运气获选”两派。[10]

为什么要隐瞒选拔方式?关于领导者的实验或许提供了线索:一旦宣布某个人是“最优秀的”,其他人的行为就可能随之改变。

选出来的主管,有时反而拖团队后腿

与科研资助不同,任命一位主管会直接改变团队内部的关系。选拔不仅决定由谁负责,还向其他人传递一个信号:这个人的判断更值得相信。

2020年,一项实验让176人分成44个团队完成数字题。负责人有三种产生方式:随机指定、按此前答案的准确程度选出,或者按表现出的自信程度选出。最自信者担任负责人的团队,比随机指定负责人的团队更难有效利用成员掌握的信息。按先前答题准确率选负责人,也没表现出令人信服的优势。[2]

想象一次项目会议。一个同事知道设备报价,另一个熟悉物流,第三个人刚做完类似项目。可主管已经先报出了自己的估算。他之所以被提拔,正是因为被认为格外出色,因此这句话立刻有了额外的分量。

实验参与者过于坚持自己最初的估计,没有充分听取同伴的信息。团队掌握的一部分知识就这样白白流失了。至于团队最终答案是否因此更准确,证据反而不如信息利用方式的变化那么明确。

早在1998年,一项小规模实验室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按姓名字母顺序任命负责人的小组,在一项求生任务中比系统选拔负责人的小组表现更好。不过,这是小型实验,不是对企业真实招聘的检验。[3]

什么时候仍然必须认真选拔

当然,没人会建议在有安全资质的专业人员和完全没受过训练的人之间抽签。技能若重要而且能够检验,就应该认真检验。

领导能力也并非完全无法测量。结构化面试,以及贴近实际工作的任务,都有助于预测未来的工作表现。[11]

2026年的一项研究涉及555人。最想当领导的人,相比随机任命的领导者,并未显示出令人信服的优势。反倒是对具体能力的测试,例如经济决策能力,更有助于预测管理质量。[4]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225名在职商店经理。根据能力、管理质量和销售额之间观察到的联系,他们估算另一种选人方法可能使年销售额比当时的做法高出约16%。但这只是模型预测,并非新选拔政策在现实中产生的实测效果;研究也没有直接把它与抽签作比较。

所以问题并不是“竞争选拔还是抽签”这么简单。真正该问的是:哪项指标能预测一个人将来能否胜任工作,哪项指标只是把候选人排成一列,看起来很科学?

我们重新计算了两项“抽签获胜”的研究

我们复核了两项乍看支持抽签的研究所用的原始数据,发现它们各有重要局限。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扮演负责分配集体资金的官员。通过考试选出的人,分给其他人的比例低于抽签选出的人。但当我们把计算范围从完成全部实验的小组,扩大到所有可用的资金分配决定时,差距从−9.4个百分点缩小到−4.5个百分点,统计证据也不再足以明确支持存在差异。这只是一项行为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一个官员是否公正。[5]

在另一项关于学生团队的研究中,我们复现了作者公布的效应值,却发现团队组建规则只在四个班级中实施。这限制了结果的因果解释力度。[6]

这并不等于推翻上述两项研究。具体计算和局限性列在文末的互动工具之后。

那么,究竟该怎么选?资格筛选和随机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条路。它们完全可以前后衔接。

门槛 → 预测 → 抽签

先设门槛:哪些人具备岗位要求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再看预测力:合格候选人之间剩下的差异,能否可靠预测谁将做得更好?如果能,就使用这些信息。如果不能,那么在合格人选中抽签,就可能比不断增加面试轮次和评分更合理。

这是我们提出的实用判断方法,不是经实验证明、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所有人都达到最低门槛”和“进一步排名没有意义”是两回事,不能从前者直接推出后者。还要考虑选错人的代价、员工的工作动力,以及团队对新主管的信任。晋升机会能够激励努力;如果所有晋升都变成抽签,这种激励可能减弱。[12]

团队组织研究也提醒我们:决定结果的,不只是坐在管理岗位上的那个人,还有任命之后大家如何协作。[13]再出色的人才,放进糟糕的制度,也可能被浪费。

还有一点:如果某个人通过资格审查,又在抽签中获选,没必要称他为“客观上最优秀的人”。他只是获得了这个角色。这可不是一回事。

那项获搞笑诺贝尔奖的模型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提拔表现最好的人也可能犯错。销售人员的数据在真实企业中揭示了这种问题。大众汽车基金会的做法则说明,专家评审与抽签可以共存于同一套程序。

抽签代替不了知识,却能让我们别再装作知道得比实际更多。

不妨自己抽一次

如果你已认真检查过几个选择,它们都能接受,而你也找不到可靠的理由偏爱其中一个,不妨让随机性替你做决定。

你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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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复核这些研究

下面交代我们究竟怎么算的。我们用两项研究的原始数据复算了结果,但这不等于独立重复了实验。

Kuipers(2026):考试选拔与随机任命

我们独立比较了在实验中分别通过考试和抽签任命的“官员”,分配给其他参与者的资金比例。先只计算完成整个实验的小组,再纳入资金分配任务中所有结果可用的小组。

我们的样本 考试选拔与抽签相比
完成整个实验的小组 −9.4 个百分点;95%置信区间:−16.5 至 −2.4
资金分配任务中所有可用决定 −4.5 个百分点;95%置信区间:−10.5 至 +1.4

负数意味着,通过考试选出的人分给他人的钱更少。这里是我们对同一结果变量做的两次分析,不是原作者报告的两个不同效应。抽签组约55%、考试组约48%完成了整个实验。如此高的流失率降低了结论的可靠性。资金分配任务也只是多个结果指标之一,因此还须考虑多重检验的问题。两次估计值的差别表明,结论对样本选择相当敏感,但并不能证明原研究有错。

Fischer等(2023):随机组建的学生团队

我们用OSF提供的原始数据独立复现了已发表的系数:在书面作业中,学生自行组队相对于随机组队的成绩差异为−0.4151个标准差。不过,组队规则只在四个教学班级实施:两届学生中,每种规则各对应一个班级。研究说明学生被随机分到班级,却没有证实这些组队规则也被随机分配到班级。

为检验结果的敏感性,我们假设在每一届的两个班级之间交换组队规则。这样一共只有四种可能分配,因此单侧检验可达到的最小 p 值为0.25,针对观测差异的条件双侧 p 值为0.50。这不是对原研究 p 值的事后修正。这个置换计算只说明假设在班级层面随机分配规则时的局限,不能取代研究实际采用的设计。

两项复算都提醒我们,复现一个数值、确立因果关系,以及把结论推广到真实职场,是三件不同的事。原始数据链接见参考文献[5]和[6]。

参考文献

  1. Benson, A., Li, D., & Shue, K. (2019). Promotions and the Peter Princip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DOI.
  2. Büchel, B., Klößner, S., Lochmüller, M., & Rauhut, H. (2020). The Strength of Weak Leader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OI.
  3. Haslam, S. A., et al. (1998). Inspecting the Emperor’s Clothes. Group Dynamics. DOI.
  4. Weidmann, B., et al. (2026). How Do You Identify a Good Manage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DOI.
  5. Kuipers, N. (2026). Bureaucratic Selection and Weberian Values. Journal of Politics. DOI; Harvard Dataverse 原始数据.
  6. Fischer, M., Rilke, R. M., & Yurtoglu, B. B. (2023). When, and Why, Do Teams Benefit from Self-Selectio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OI; OSF 原始数据.
  7. Adam, D. (2019). Science Funders Gamble on Grant Lotteries. Nature. DOI.
  8. Ackerley, D. (2020). Grant Lottery Systems: A Winner Responds. Nature. DOI.
  9. Volkswagen Foundation. Give Chance a Chance.
  10. 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Funder’s Handbook.
  11. Sackett, P. R., et al. (2022). Revisiting Meta-Analytic Estimates of Validity in Personnel Sele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DOI.
  12. Lazear, E. P., & Rosen, S.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OI.
  13. Chemin, M. (2021). Does Appointing Team Leaders and Shaping Leadership Styles Increase Effor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DOI.
  14. Pluchino, A., Rapisarda, A., & Garofalo, C. (2010). The Peter Principle Revisited: A Computational Study. Physica A, 389(3), 467–472. DOI; 2010年搞笑诺贝尔管理学奖获奖记录.
  15. 大众汽车基金会(2024年5月30日). Everyone Is Equal in the Lottery Drum. Experiment! 项目评估:获资助者的论文发表情况与资助对象构成。 基金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