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得克萨斯州一处小地方举行了投票:这里要不要成为一座城市?结果是212票赞成、6票反对。

有投票资格的只有283人,其中超过五分之三是SpaceX员工。当地247块住宅用地中,237块归公司及其员工所有。首任市长也是SpaceX副总裁。新城市名叫星际基地(Starbase)。选举结果、选民构成分析和土地所有权数据都有公开记录。

埃隆·马斯克并没有宣布脱离美国独立。他也不需要这样做。星际基地仍然属于得克萨斯州,但当地居民成立了一个市级政府,拥有私人土地所有者本来没有的公共权力。

如果亿万富翁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呢?买下一座岛,自己定税率、写商法、开法院,甚至宣布成立一个新国家?真正的障碍是钱,还是别的东西?

简短的答案是:亿万富翁可以买地,也可能依法建立城市,或谈成一套自治程度异常高的制度。但买下一座岛,并不等于买到了主权。更有意思的问题是:私人推动的实验究竟能走多远,才会让国家、投资者和当地居民开始争论“到底谁说了算”?

买下一座岛,就连法律也归你管吗?

设想你买下了一座私人岛屿上的每一平方米土地,产权登记上写的都是你的名字。你现在就能废除所得税、签发护照,要求附近的政府不得干预吗?

不能。不动产权证书转移的是所有权,不是立法权。岛屿仍是所在国家的领土。土地易主,不会让该国的刑法、法院和国界随之消失。

你可以与那个国家的政府谈判。政府或许会设立经济特区、下放部分行政权,或允许一套不同的商业规则。这种安排的权限可能大得惊人,但法律依据依然是现有国家的授权,而不是土地买卖合同。

还有一个麻烦:假如有几户人家在岛上住了好几代,不愿出售自己的土地呢?买下其余土地,就能获得统治他们的权力吗?先记住这个问题。稍后谈到一项雄心勃勃的当代实验时,它还会出现。

星际基地:企业影响力很大,却不是独立国家

SpaceX找到了一条无需改变美国宪政秩序的路:买地、建发射场、吸引员工,再循正常法律程序设立市镇。这座城市就此诞生。SpaceX的利益在当地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但市政府并不是公司的私产。

在SpaceX建设发射场之前,博卡奇卡还是个小小的海滨社区。当地居民玛丽亚·波因特2019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她原本以为自己会在这里住一辈子。随着SpaceX扩张并收购房屋,她和丈夫最终搬离了那里。

到2025年投票时,这片地区早已变了模样。283名合格选民中,超过五分之三是SpaceX员工,但这无法说明任何一个人实际投了什么票。无竞争对手当选的三位市政负责人——市长鲍比·皮登、委员乔丹·巴斯和珍娜·佩特泽尔卡——也都是SpaceX现任或前任员工。这座新城市也开始承担独立于企业的公共职责。

设市带来的一项实际好处,是获得了管理发射场周边通行的公共权力。依据2025年得州法律以及2025年12月发布的常设命令,星际基地可在火箭发射时临时关闭指定道路与海岸区域,但须遵守事先公告及安全要求。SpaceX原本就能管理自己的设施;设市改变的是周边地区的公共治理框架。

星际基地仍属于美国,也仍受得克萨斯州法律管辖。但对一家火箭发射企业而言,能配合发射业务的市政府,或许比袖珍独立共和国更有用。发射当天让道路封闭的,可不是一面国旗。

普罗斯佩拉:把不同规则当作卖点的城市

更大胆的实验发生在洪都拉斯的罗阿坦岛。普罗斯佩拉(Próspera)试图让一座城市凭借不同的法律制度,吸引居民和企业前来。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于2026年8月的调查报道,这里约有200名常住居民。从事人体增强技术的美国企业家里奇·李搬到这里,部分原因正是监管方面的自由度。

这个模式的吸引力不难理解:不是搬进一座城市后接受它沿袭已久的规则,而是因为规则与众不同,才选择在那里生活。但这种自由也有另一面。假设你在这里买了房。

房子归你所有,居住许可却可能被撤销?

普罗斯佩拉公布的2024年标准居住协议,将区内的居住许可与房产所有权分开对待。协议规定,第一年内只要提前至少60天通知,就可以不说明理由而终止居住许可。

如果居民没有其他合法居留依据,也没能通过法院或仲裁推翻终止决定,协议设想甚至可以限制其进入自己在区内拥有的房产。在特定条件下,房产还可出售给符合资格的买家。扣除费用和未清偿债务后的净收益,应返还原业主。

我们不知道是否每位居民都签署了这一版本的协议,也不知道这些条款是否实际执行过,或洪都拉斯法院是否会认可。没有核实到依据这些条款实施的驱逐案例。

拥有房产,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自动获得居住权。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在一个人已把积蓄投入住房或生意之后。选择一套规则迁入某地,比日后离开那里容易得多。

靠不同法律吸引人的城市,如何赚钱?

在这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卖点。根据2026年10月27日查阅的普罗斯佩拉税务指南,企业按营业总收入缴纳1%,个人所得税为5%,零售增值税为2.5%。另有1%的土地价值税,目前暂停征收。这些都是项目方公布的税率。

商业逻辑很直白:有吸引力的规则带来企业与居民;开发商卖房或出租物业;当地商家迎来顾客;所在国家获得收入。需求上升也可能推高地价。

2026年10月27日查阅的普罗斯佩拉常见问题页面称,财政收入的12%归洪都拉斯公共机构,44%归特区,余下44%归综合服务提供商。这是项目方公布的分配比例,并非经审计证实的实际资金流向。

投资者看中的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可能让这里的房产和企业更有吸引力。普罗诺莫斯资本(Pronomos Capital)将普罗斯佩拉列为投资项目,但这份名单不能告诉我们某位亿万富翁个人究竟投了多少钱。

但这套商业逻辑有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居民要相信规则能够长期稳定,提供治理服务的机构却也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谁来监督规则的制定者?如果原先授权的国家想收回权力,又会怎样?

洪都拉斯改变方向

普罗斯佩拉并非游离于洪都拉斯法律之外。它诞生于该国的ZEDE立法框架下,这套制度曾赋予指定区域异常广泛的监管自主权。洪都拉斯于2022年废除了相关立法框架;2024年,该国最高法院裁定ZEDE制度违宪。既有协议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仍存在争议。

与普罗斯佩拉有关的公司提起了国际投资仲裁。最初高达107.75亿美元的索赔要求曾引发广泛关注。到2025年10月,申请方要求恢复其主张的权利,或者索取约16.3亿美元作为替代救济。两笔金额不能相加;截至2026年10月,仲裁庭也尚未裁决支付其中任何一笔。

投资者认为,洪都拉斯曾承诺几十年的法律稳定性,不能轻易推翻。反对者则质疑ZEDE制度本身是否合法、正当。争议的核心在于:哪些承诺有效,谁有权作出承诺,政府改变立场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承担?

普罗斯佩拉仲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向洪都拉斯提出国际仲裁请求的企业之一。与此同时,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它又是特区内某些私人纠纷的默认仲裁服务提供者。不过,国际投资争端是由独立的ICSID仲裁庭审理,而非这个中心。这种双重角色值得审视,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定仲裁存在偏袒。

2026年9月发布的一份披露文件试图将针对一组特定普罗斯佩拉关联实体的部分“法律稳定性”索赔责任上限设为100美元,但须遵守重要例外及适用法律。我们未发现法院曾在任何具体个人案件中裁定适用这一上限。与投资者要求的巨额赔偿相比,这个数字形成了鲜明反差。

普罗斯佩拉附近有一个比该项目古老得多的社区,名叫克劳菲什罗克(Crawfish Rock)。家族世代居住于此的韦内莎·卡德纳斯·伍兹告诉ABC新闻,项目带来了就业机会,也让邻里出现分歧。有人欢迎机遇,也有人担心项目扩张会带来什么。

2026年9月,国际仲裁庭允许七名社区代表及若干组织各自提交不超过15页的书面意见。但他们并未因此成为案件当事人,也没有获得一般性的案卷查阅权或出席听证会的权利。这些限制载于第8号程序命令。

“自愿选择城市”的构想,在这里碰上了地块边界之外的现实。选择特殊规则的居民或许喜欢这些规则;邻居却未必作过同样的选择。当私人资本支持的治理安排影响到地块之外的人,谁应当有权参与决定?

资料背后:资金、产权与政治影响力

上面的判断有文件支撑,但有些细节值得再核对。以下数字代表不同性质的资金;合同条款说明的是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而非已被法院确认的结果或实际发生的驱逐。展开这些资料,才能区分已知事实与未解问题。

1. 为什么这些投资金额不能直接相加?

洪都拉斯普罗斯佩拉公司(Honduras Próspera Inc.)2022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Form D/A文件,披露售出的债务证券金额为4,677.5万美元,同时明确说明,这一数额代表美国投资者的认购承诺(13名投资者)。这不是经过审计的证明,不能说明同等数额的现金已经到账,更不能证明它已花在罗阿坦岛。

另一项于2026年5月修订的股权发行申报显示,在总额6,630万美元的发行计划中,已售出价值32,276,999美元的股权份额(1名投资者)。此前披露的1,000万美元数字已被该修订取代,不能再额外加一次。这两项发行也不能简单相加,当成经审计的建设支出。普罗诺莫斯资本是公开列名的投资者,但仅凭这些文件,无法计算彼得·蒂尔或马克·安德森个人在普罗斯佩拉承担的具体投资风险。

2. 居民失去身份后会怎样?

2024年8月公布的《共处协议》(Agreement of Coexistence)标准表格,将房产所有权与个人居住许可明确区分。第VI条§1(a)允许第一年内提前至少60天通知后,不说明理由就终止许可。按照§2(a–b),如果终止符合合同规定的条件,居民未离开且未能在法院或仲裁中推翻决定,文件设想即便是居民在区内自有的房产,也可以限制其进入。它还规定了一套附带条件的转让或出售程序,买方须符合资格。

但有一项重要细节:文件要求扣除适用费用和未清偿债务后,将出售净收益支付给原业主。它并不是简单允许无偿没收房屋;居民也可以对终止决定提出异议。更何况这只是公布的标准文本。我们未能确定所有现有居民是否都签署了它,也不知道洪都拉斯法院是否会执行其中权力范围最大的条款。2024年针对ZEDE制度的违宪判决,使可执行性更加不确定。

3. 100美元责任上限究竟涵盖什么?

另一份《法律稳定性披露与免责声明》(Legal Stability Disclosure and Disclaimer)于2026年9月29日更新。其第13(b)条试图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文件所涉某些索赔中、一组特定实体承担的责任总额限制在100美元。同时,它明确排除替他人保管的资金或财产的返还义务,承认不可放弃的权利,并保留若干独立的法律稳定性协议。这既不是一套房子的价格,也不是适用于所有居民损失的统一赔偿上限。我们也未发现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这一限制的裁决。

反差依然鲜明:投资者因法律制度变动,依据条约寻求救济;运营者的披露文件却试图把同一类法律不稳定性的部分风险分配给使用者。这是文件能够证实的合同立场差异,不是任何人已实际失去赔偿的证据。

4. 哪些记录显示了政治游说活动?

美国联邦游说披露数据汇总平台记录,代表洪都拉斯普罗斯佩拉公司的三家游说公司,在涵盖2025年和2026年前三个季度的申报中合计报告收费48.5万美元:2025年37.5万美元,2026年11万美元。所申报的活动包括就外交、贸易与投资问题接触美国国会及联邦机构。这些是公开申报的合法游说活动;这些记录本身既不能证明存在腐败,也不能证明有政府决定被买通。

文件不能证明什么

这些资料没有揭示项目经审计的完整合并现金流,也没有给出仍在进行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的最终结果。具体居民协议能否执行,争议条款实际使用过多少次,同样无法确认。本次文件比较没有对居民进行原创采访。这些证据足以让我们审视各方的利益动机和法律救济途径,却不足以认定项目或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行为。

向相关各方征求回应

Mike’s Balance已就本文联系普罗斯佩拉、SpaceX和星际基地市政府,邀请他们回应。截至2026年10月27日,尚未收到回复。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机构拒绝置评。如收到实质性答复,我们将审阅,并在适当情况下更新文章。

一份合同能经得起政治更迭吗?

也许投资者需要的只是更可靠的保证。一份精心设计、效力延续数代人的协议,能否让既定规则挺过政府更迭?迪士尼曾在佛罗里达州尝试过近似做法。

几十年来,华特迪士尼世界周边的里迪溪改善区(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行使了相当广泛的地方政府权力:管理道路与公用设施、提供消防服务、征税、发行债券。这个区由佛罗里达州法律创设,而非迪士尼宣布独立的产物。

迪士尼公开反对佛州一项教育法律,与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州议员发生冲突,州政府随后改变了该区的治理安排。2023年,在州政府任命的新董事会接管前,即将离任的原董事会批准了一些有利于迪士尼的协议。

其中一项条款竟用英国王室成员的寿命来计算协议期限:签署时仍在世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后裔中,最后一人去世后再延续21年。远在佛罗里达的开发合同,就这样与英国王室后裔的寿命绑在了一起。

但这也未能结束政治争端。根据2024年3月达成的和解,迪士尼承认原董事会批准的协议无效。双方后来达成了新的开发安排。法律条款再巧妙,也没能让原协议免受政治影响。

再多的钱,也未必能买来项目所需的公共许可。得到硅谷投资者支持的“加利福尼亚未来”(California Forever),为包括新城在内的计划花费约10亿美元,买下近7万英亩土地(约2.8万公顷)。但2026年8月,索拉诺县监事会以3比2否决支持一个造船厂快速审批提案。该提案得到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办公室支持,原本将允许使用一份18年前的宽泛环境评估,而不是为造船厂单独开展新评估。反对者质疑环境审查及公众咨询是否充分。

拟入驻造船厂的萨罗尼克公司(Saronic)早已于2026年7月16日选择得州布朗斯维尔,比加州投票早了六周。同年6月,星际基地所在的卡梅伦县批准了四项附带条件的95%财产税减免,分别对应萨罗尼克项目的不同阶段,每项各有10年的优惠期。文件证实了优惠政策和选址结果,却不能证明仅凭这些减税就决定了选址。

加州的投票并没有取消更大范围的新城计划,“加利福尼亚未来”也并非在追求独立。这个对比又让我们回到星际基地:土地与资本只是项目所需条件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作出的决定及其附带条件,同样可能至关重要。

一家企业曾经拥有近乎国家的统治权

这并非硅谷发明的新点子。19世纪,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北婆罗洲广泛的统治权。如今,那片土地大部分属于马来西亚沙巴州。这种权力远远超出现代城市自治的范围,也让人不得不问一个容易被新城热潮掩盖的问题:如果被统治者不承认统治者,会怎样?

商人阿尔弗雷德·登特及其同伴在1877年和1878年与文莱及苏禄的统治者谈判,取得若干权利。1881年,维多利亚女王向英国北婆罗洲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颁发皇家特许状。

看看特许状赋予的权力:公司可以立法、征税、管理法院、发行货币、维持武装部队。特许状援引的一份更早授权文件,甚至声称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1888年的保护国协议还把这片领土称为“独立国家”。

不过,北婆罗洲的外交事务仍由英国掌控,对外保护也由英国提供。公司虽能治理当地,但北婆罗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

公司还需要赚钱。农业和采矿收益未达到投资者预期时,它便出售赌博、烈酒、鸦片和当铺经营的垄断许可证。行使公权力的公司,开始向其他企业出售经营许可。制定规则的权力本身,成了生意。

反抗随之而来。当地领袖马特·萨利赫(Mat Salleh)围绕税收和领土控制权与公司对抗。1897年,他的追随者袭击了公司设在加雅岛的据点。此后经历军事行动、谈判与进一步冲突,1900年他的据点遭围攻时,他在战斗中身亡。特许状里“可以组建武装力量”的条款,已不再只是纸上的一句话。

战争使北婆罗洲满目疮痍。1946年,公司与英国谈判交出统治权。6月19日,英国上议院讨论了移交问题。股东即将投票,可当地居民呢?被追问时,温斯特勋爵在议会辩论中回答:

“我无法说明,北婆罗洲民政事务首席官员是依据哪些交谈或磋商,才得出那样的看法。”

这名官员能代居民作出保证,却说不清这一判断究竟经过什么核实。投资者被征询意见,受统治的居民却没有同等的投票机会。

1946年7月15日,北婆罗洲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公司放弃此前持有的统治权,获得了补偿。股东正式参与了这笔交易,居民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决定权。

旧时代的特许权还引发了另一场金额惊人的争端。2022年,一名仲裁员裁定马来西亚向苏禄苏丹的继承人支付149.2亿美元。但巴黎上诉法院于2025年12月撤销了该裁决。因此,这笔天文数字并不是可以执行的赔偿款。不过,争端仍显示帝国时代的合同,可能比产生它们的政治秩序存续得更久。

有过靠买地建立国家的先例吗?

历史上确有一些案例,让“绝不可能”显得过于草率。列支敦士登王室于1699年购得舍伦贝格,1712年购得瓦杜兹。这两块领地在1719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公国,并于1806年获得主权。但不是土地交易本身创造了主权国家;当时政治权威的决定和欧洲更广泛的宪制变化同样关键。

1885年至1908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身份统治与比利时在法律上分离的刚果自由邦。国际承认确实存在,强迫劳动、严酷剥削和大规模暴力也确实存在。这是个人统治一个获承认国家的历史例子,绝非值得现代投资项目效仿的成功模式。

两种案例都无法给今天的岛屿买家提供捷径。国际承认不是看谁获得的支持者更多,单凭获得承认,也不足以确立国家地位。一个想成为国家的实体还需要实际治理能力,以及与世界往来的能力。土地交易本身无法提供这些条件。

也许,独立根本不是最值得争取的目标

一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特殊法律制度,从未打算独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自2004年以来拥有自己的商法框架和法院;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自2015年以来运营以英格兰普通法为基础的法院体系。两者都不是主权国家,也不是亿万富翁的私人王国;它们是政府为了吸引企业而设立的制度。

这里的激励机制不同。企业得到可预期的规则和专业法院,所在国家得到投资、就业和信誉。政府若随意拆除这一制度,可能损害自己的发展战略。利益一致可以解释制度为什么有望延续,却不能保证它永不改变。

那么,财富究竟能买到什么?有卖家愿意出售,就能买到土地。像星际基地那样,通过合法政治程序,也可能取得市政权力。如果国家同意,还可能谈成特殊的税收和商业规则,正如普罗斯佩拉最初的情况。至于独立主权国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光有产权证书、投资说明书,甚至一位愿意支持你的部长,都远远不够。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结论几乎与亿万富翁的浪漫想象相反。北婆罗洲有军队和税权,却依赖英国。迪士尼几十年享有特殊的地方治理权,却抵御不了佛州政治变化。普罗斯佩拉正通过仲裁争取保住监管制度。迪拜的金融中心得以延续,部分原因是当地政府本身就有维持它们的充分理由。

这里有个悖论:如果你想生活在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之下,比起脱离现有国家,与它达成一份格外持久的协议,或许更现实。而你在建筑和基础设施上投入越多,后来发现承诺不如想象中持久时,代价就越高。

亿万富翁或许根本不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他需要的,是一个规则不会因为下一次选举就被推翻的地方。但买下一座岛,并不能买到这种保证。

资料来源与相关文件

北婆罗洲

历史背景

星际基地

“加利福尼亚未来”:资本与当地同意

迪士尼

普罗斯佩拉与洪都拉斯

补充文件:资金、居住权与游说活动

政治谈判与经济特区

迪士尼、新城与投资者保障

长期自治的案例

编者注(姓名写法):ABC新闻使用“Vanessa Cardenas”,而ICSID第8号程序命令将克劳菲什罗克的代表写作“Venessa Cardenas Woods”。本文采用仲裁庭文件中的拼写。